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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是积储之意，“说”即历史、传说故事，从正文看来，所有这些故事又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排在作者特定的法、术、势论点下，因此其中许多故事在韩非其他篇章中也曾出现过。因为思想丰富，故事众多，《储说》分为内、外篇，内、外又各分上、下，《外储说》又分左、右。
在写法上，《储说》各篇都是先扼要地提出论点，叫做“经”，后广泛征引历史、传说故事详加阐述，即是“说”。这种“经”、“说”配合前后呼应的写法成为后世“连珠体”的滥觞，因而，韩非的六篇《储说》具有特殊的文体学意义。

本文“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几句在《韩非子》的其他篇章中也曾出现过，但这里的“法”与“道”、“成理”、“自然”等概念相重合，已不再是其他篇章中具体的“法”了。在思想上本文更接近于《解老》、《喻老》二篇，原始道家色彩较浓，因而关键词“大体”几乎就是“道”的韩非版。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韩非对原始道家的继承。

本文讨论君王立大功、成大名的一些条件：天时、人心、技能、势位，集中阐述了君主凭势位御臣下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人主之患在莫之应”，认为君主成功名还必须得到众人、近者、远者、尊者之助，是韩非势治学说的有机补充。

本文专章讨论如何使用人臣的问题，其所申说者仍然是韩非在他篇反复强调的见能授官、士不兼官、明赏必罚等思想，尤其是反对心治力倡法治的思想更是贯穿于全文，最后二段作者从反面指出君王处理好与近臣关系的重要性。

守道，指君王把守权力的方法，大要不离赏罚二字。具体方法则是“立法度量”，其主要精神有二：一是“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二是“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这是韩非一贯倡导的严刑峻法思想的体现。文章最后指出立法度量的好处是“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

本文提出七条使国家安定的原则以及六种使国家致乱的错误做法，以此来警戒君王。其中安术中赏罚、祸福、死生、尺寸等都属于韩非法术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善恶、贤不肖、愚智、无意度、有信等都属于韩非刑名学说的重要内容，二者皆与老子思想相通。其中特别提到“存亡在虚实”，而“虚实”一词特指君王之握有实权与否；文章最后指出“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所谓“忠心”，即忠于心，谓君王决策要师心自用，即独断，从中可以看出韩非学说的立足点。

本文为人君提供了观察人臣的一种方法，作者指出运用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并认为能以法术观人臣之行者为“明主”。

　　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相与之简子厩观马。一人举踶马，其一人从后而循之，三抚其尻而马不踶。此自以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为马也，踒肩而肿膝。夫踶马也者，举后而任前，肿膝不可任也，故后不举。子巧于相踶马而拙于任肿膝。”夫事有所必归，而以有所。肿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独知也。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卫将军文子见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正身见于奥。文子谓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戮，命也。”
　　伯乐教授两个人识别会踢人的烈性马。这两个人，起到赵简子的马棚里去观察马。一个人选中了一匹踢马。另一个人从后面去抚摸它，三次模马的屁股，马却不踢人。选中马的人自以为识别错了。另一个人说：“你没有识别错。这匹马，前腿摔伤，膝关节肿了起来。凡是踢人的马，抬起后腿之后，就要靠前腿支撑全身；前膝肿了，无法承受全身重量，所以后腿抬不起来。你善于识别踢人的马，却拙于了解前膝肿大所带来的影响。”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起因。然而由于前腿臃肿大而不能承受全身重量的道理，独有聪明人才会知道。惠子说：“把猿放到笼子里，就和小猪一样。”所以形势不利就没有条件表现出才能。卫国的将军文子去会见曾子，曾子没有起身就邀请文子入座，自己却端坐在西南角的尊位上。文子对他的车夫说：“曾子是个愚蠢的人啊!把我当作君子吧，对君子怎么可以不加尊敬呢？把我当作残暴的人吧，对残暴的人怎么可以侮辱呢？曾子不被杀，倒算他命大。” 阅读全文

《史记·韩非传》索隐：“《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分上下二篇，上篇汇集了三十四则故事，下篇三十七则。内容广泛，涉及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可读性强。学者们认为是韩非为写作和游说所准备的材料，因而都能围绕韩非的学说，且多在他篇中出现过。吕思勉《经子解题》谓“此可见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义”。

“喻老”篇在不长的篇幅中，用了二十五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分别解释了《老子》十二章，其中《德经》八章、《道经》四章，使《老子》抽象的哲学思想有了具体可感的呈现，在中国哲学史和训诂学史上起着发凡起例的作用，同时也使他的刑名法术之学有了比较精深的理论凭藉，但相对于“解老”篇，本文离韩非本人的法术思想要远些。

本文和下文《喻老》都是韩非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现存最早的注老文献，本文涉及《德经》九章和《道经》三章，这种先《德经》后《道经》的次序与现今通行本相反，却与帛书《老子》相同，因而具有版本学和校雠学意义。同时，因为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吸纳老子学说，其中许多理解显然打上了法术家的烙印，如原始道家基于归真返朴的理念形成的崇道德黜礼义的思想，在此被借用为否定仁、义、礼、忠、信的理论前提，进而成为后世法家反传统反文化即反礼乐文明的思想武器；原始道家出于全身保真的目的而反对的前识，在此却成了笃信刑名参验的功利主义者嘲笑的对象；又如，韩非从道家祸福相依的相对论中演绎出法家严刑峻法的政纲，经过对老子原文中“圣人”内涵的巧妙替换，将一个知雄守雌、善利万物的道家形象转换成了法家所推崇的霸主……诸如此类，都可以看出韩非对老子学说的改造，从中可看到这一段中国思想史的微妙嬗变。

饰，通“饬”，意为整治，饰邪即整治邪恶邪妄。从文章最后“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的结论看来，文中所要整治的邪恶邪妄是针对臣子而言的，其中涉及的恃鬼神、恃诸侯、赏罚失当、小智小忠见用、私义私心见重等都是臣下借以进身的手段，因而韩非要求君王整治以上诸种邪恶邪妄，“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

古代君王上朝听政时坐北朝南，所以“南面”即讨论君王备臣、制臣、治臣之术。首段言明法而不任臣；二、三段谈任下之法：使言行相参，并使人臣言、默皆有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四段论举事之道：不表露自己的意图而计其功利；最后主张拂于民心变古易常，并用武力捍卫变法，以保证长利久便。

所谓“备内”，即提醒人主防备来自家庭内部如后妃、太子等的弑夺，文章指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这个结论虽然以春秋战国宫廷斗争的教训和对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分析为依托，但不难看出，韩非将特殊历史时期个别人性恶的实然无限夸大为普遍的人性恶的本然甚至必然，并进而上升为理论形态、当成一种普适的统治术传授给专制君王，在逻辑上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政治独裁和恐怖。吕思勉《经子解题》云：“建国原以为民；欲保国者，有时原不能曲顾人民；然若全忘人民之利益，视若专供国家之用者然，则流连而忘本矣。”

“三守”，是指君王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心藏而不漏之近习能人，独掌刑赏大权，亲理朝政。如果三守不完，臣下就会有三劫：明目张胆地篡权，通过政事和专擅刑罚篡权。本文是韩非为君王设谋，驾驭群臣巩固权力的统治术的具体而微。